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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中国青年报)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要求政府做出“可信承诺”,实质上就是要限制掌握权力的统治联盟恣意更改游戏规则。对于习惯了“看情况办”的掌权者来说,这种限制很容易刺激它们再次举起暴力大棒,让社会沦落回“丛林”之中。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家诺斯、温加斯特和沃利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把国家分成两类:自然国家和法治国家。书中谈到,任何国家都必须控制暴力行为,在自然国家,通过对有价值的资源或组织设置进入限制,强势的统治联盟创造出经济租金,并赋予其成员获得这些租金的特权,以换取这些强势人物不去实施暴力。这种有限进入秩序导致自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征,而且不得不随着统治联盟内部成员权力的变化而重新分配获取租金的特权。然而,这类有限进入秩序与开放进入的法治秩序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法治的两个核心属性一是法律的非人格化属性,即政府在法律面前必须把个人作为公民平等对待;二是法治的动态属性,即法律不但适用于当前也适用于将来,即便政治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在诺斯等人看来,即便自然国家发展到成熟阶段,产生了私人市场、政党、选举和法院,制定了保护公民各项权利的宪法和法律,它们也很难满足法治的动态属性,因为无法保证统治者(及其继任者)会真的一直遵守这些法律。自然国家建立法治的难题由此便转换成为:在何种条件下,政府将始终恪守“认真执行业已制定的法律”这一承诺? 要求政府做出“可信承诺”,实质上就是要限制掌握权力的统治联盟恣意更改游戏规则。对于习惯了“看情况办”的掌权者来说,这种限制很容易把它们刺激到再次举起暴力大棒,从而让社会沦落回杀戮不已的“丛林”之中。诺斯他们强调,这种潜在的暴力危险,甚至让社会的弱势阶层都宁肯保持在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之下而不敢妄求法治。 那当今的法治国家是如何从自然国家转型过来的呢?诺斯等人提出了启动转型的若干条件,包括将社会精英获得的特权转变为不被随意剥夺的权利、出现超越统治者生命周期的永续组织,如公司制企业,让国家获得永续性,等等。前一个启动条件其实反映出有能力施暴的人群之间的相互妥协与制衡,而后一个条件根本上就是前者的一种结果。根据他们对英国光荣革命的分析,第一个条件的确立,事实上就是要在社会精英阶层建立起权力制衡的宪政民主架构,而向法治国家的转型不过是这种宪政架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随时间推移从社会精英扩大到全社会范围。 诺斯等人建立的这套分析框架,强调社会力量的制衡所带来的宪政框架能够驯服权力,控制暴力,并最终导向法治。这一逻辑实际上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不断壮大,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做出“可信承诺”进而得以实现法治的社会基础。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和回顾2011年的中国,历数一年来所发生的一件件大事,笔者发现,中国的公民意识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方式觉醒。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对于这个长期由行政力量所主导、社会发育严重受限的国度,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进步。也许大家未必都认同笔者的这种乐观判断,但这不影响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内所发生的、可以称为社会成长的若干事件。第一件是年初由于建嵘先生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它引起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关注和政府公安部门的积极回应。第二件是由媒体人士邓飞 (微博)先生等人发起,得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机构支持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中央政府由此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使得儿童的营养权利受重视程度上升到和义务教育权利同等的高度。第三件是秉承“教授治校、学术自治”原则的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收第一批学生,从而拉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第四件是临近岁末,作家韩寒的三篇博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激起思想界的热烈争议,昭示着民众对抽象性公共话题的关切。 这些事件,有的涉及公民个人切身权利与权益的救济;有的事关下一代基本权利的维护;有的体现了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的反映了公民独立思考能力的恢复。这些事件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案例,它们和其他每天都在发生的更多的公共事件一道,共同编织出中国民间社会日益健全的图景。从中你可以看到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制衡、社会力量对政府职能的互补,以及私权利之间的对抗与联合。由此,宪政与法治已不再是抽象概念和模糊形象,它们日益变得鲜活与具体。中国的法治何以可能?答案在于,让民间社会成长起来。2011年生机勃勃发育中的中国社会,让笔者看到无限希望,虽然这一切还处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我们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垄断部门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让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得以维持快速壮大的态势,从而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有承受力。让我们瞩目新年,瞩目未来!
本报讯 (记者 吴鹏)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昨日透露,《关于对用量小的基本药物品种实行定点生产试点政策的建议》已获医改办原则同意,目前正在制定细化的实施方案。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称,上述建议,是在针对北京、宁夏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出现十余个品种供应短缺的问题开展调研后起草的。 目前,307种国家基本药物已经实现在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但基本药物价格低廉,一些用量小的基本药物很容易断货。新华社曾报道,宁夏实施的“1元钱看病”政策,缓解群众看病贵的同时,面临基本药物药品短缺情况,使政策惠民力度“打折”。而短缺原因之一就是“按招标价配送不划算”。 卫生部部长陈竺坦言,我国药品产能整体过剩,但也同时存在部分药品短缺的问题,例如有的“孤儿药”、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等。记者了解到,2012年正是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之年,而扩大目录已成定局,届时,一些血液制品、抗肿瘤药物等都有望加入到基本药物目录中。 陈竺说,为解决基本药物短缺,我国将“实施国家统一定点生产、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储备”。(新京报)
当德班会议各方展开拉锯战时,中国“首席气候官如何带领企业追赶‘清洁化进程’”圆桌对话,也在12月6日北京召开的“21世纪低碳中国发展高峰会”上热烈进行着。中国低碳先锋结合实践,深入浅出讨论企业清洁化的道路,共商“以清洁发展为新增长坐标”的新趋势。它是绿色行业先锋领袖的一次交流对话,也是行业实践业务的一次探索机会。“绿色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企业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增强竞争力的机遇,也是企业开拓新产业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的机遇。”高峰会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新平对企业发出了呼吁。“清洁发展浪潮”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者之一,清洁发展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坐标,各行各业都准备在这场世纪掘金主战场上大展拳脚。然而,企业在抢占先机的“赶浪”路上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呢?行业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本次圆桌论坛邀请了清洁行业“绿色先锋代表”,其中包括德清源副总裁、北京合力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文智、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北京普能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俞振华、环宇集团董事长李中东。他们在本报《低碳周刊》负责人陈晨星主持下,共同讨论了这个对未来社会经济意义重大的话题。清洁行业如何界定?陈晨星:在低碳减排的大趋势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全球大背景下,企业对清洁发展都逐步达成了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清洁发展是新世纪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机遇。根据去年企业参加低碳发展的调查不难看出,从ICT行业到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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